清晨醒来，耳边响着空调“嗡，嗡”的声响。由于舞台候演室改作“病房”条件有限，只好把登上舞台门封闭起来，开一个洞来安装空调。空调的轰鸣声在空旷安静的大礼堂里廻旋，显得格外响亮。我习惯地进行了擦身，梳洗；主动式被动式运动，锻炼；进食之后，我被抬上“站立架”。有时是在屋里，但更多的时候是把“站立架”推到了大礼堂中央，进行“站立”锻炼。我“站”在“站立架”上，身处空荡荡大礼堂，看那再熟悉再亲切不过的舞台，心中总是浮想连翩……

　　……（回忆中的回忆）嘉陵新村这一带地域，在历史上颇有些名气。抗战时期作为陪都，在这里居住过许多国民党的达官贵人，外国知名人士；比如宋庆龄，史迪威等。那些在山坡上隐蔽修建的各式小洋楼，连同其地下防空洞，给他们提供了安全的避护所。而最值得一提的，是我们大队的所在地。这座上起嘉陵新村，下连桂花园；上下重叠，错落有致的院落；它就是文学名著“红岩”中的嘉陵新村B5号，徐鹏飞的窝子。从嘉陵新村走进大门，迎面是一座依山而建的两层楼的欧式小洋楼，平院的一层是楼上。一进门，穿过过厅，是一间宽敞明亮的会议厅。会议厅连着一间办公室，那就是徐鵬飞办公的地方。会议厅很大，约五六十平方米，还有壁炉，我们管它叫“小礼堂”。记得当年拍电影“在烈火中永生”时，为了还原当年的情景，摄制组还专门来我们这里采访过。那些隐蔽在树林里的小洋楼，一个篮球场，还有一个大礼堂，围墙一围，整个就是一座“特工营”。

　　我们大队是建国初期组建的，测绘工人是由当时解放军川西剿匪部队整建制转业而来，而测绘技术人员则是从总参谋部测绘局转业而来，所以沿袭的是军事化管理。每当在大礼堂开大会的时候，每个中队呈方队整齐就坐，中队与中队之间，还彼此拉歌。一时间欢声笑语，此起彼伏的歌声，把会前的气氛推向高潮，这其中我是当然的指挥者和“挑动者”，最后还要全体来一曲合唱大会才开始。我是一九六三年从武汉测绘学院毕业，分配来到大队的。回想起来也是，当初报考大学时，说什么也要考到外地去，我的前三个自愿是北京，西安，武汉；可是临到毕业分配时，却想分配回家乡。说来也算是有运气，我学大地测量的本不该分配到航测大队，可当时国家测绘总局为了提高下属各测绘大队的综合测绘能力，决定向各航测大队派送大地测量技术人员，向大地测量队派送航测技术人员。就这样，我们二十名同学（大地，航测各一半）来到了国家测绘总局第四地形测量队。好傢伙，总共才三百来人的队伍，一下子来了二十名年青大学生，其热闹劲可想而知。像部队生活一样，我们住的是集体宿舍。冬训期间，经过了一年野外游击式生活的作业人员聚在一起，整个院子热气腾腾的景象。那次，为了参加市里的职工文艺汇演，我组织了二百人的男声大合唱，曲目是当时广播里每天都要播放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和一首著名的军旅歌曲“好八连”。面对一群身强，力壮，气足但没有一点音乐知识的男子汉，怎么样把演出打响，我着实费了一番思量。首先我要充分发挥我们二十位同学的作用，其次歌唱水平业余嘛，就在表演形式上下功夫。先声夺人，以二百人男声大合唱的磅礴气势振撼观众，其次用两个声部，二部轮唱的形式增加合唱的色彩，再加上我指挥的肢体语言画龙点睛，一场成功演出的构思就出来了。但实施起来的难度可想而知的。我要求大家，要绝对听从我的指挥。唱两个声部时，各个声部只按自己的声部唱，千万别受别人声部的干扰；唱二部轮唱时，我指挥你唱，你就开唱，要配合我，听从我。声音的高低强弱，速度节奏的快慢，必须和我保持一致。当然我必须充分发挥我的指挥驾驭能力。为了保证演出成功，大队一声令下，每天早上六点半起床，练唱一个小时再吃早餐。整整半个月，每天清晨，一遍又一遍雄壮浑厚的男声合唱，冲破冬日的浓雾，廻旋在嘉陵新村的上空。我们的付出终于获得了丰厚的回报，在市职工文艺会演上拿了奖，我的指挥更是被组委会誉为“具有专业水平”……

　　……就是在这舞台，我独唱过“草原之夜”，“克拉玛依之歌”，“乌苏里船歌”；用二胡独奏过“赛马”；朗诵过长诗“雷锋之歌”……；就是在这舞台，动员，总结，表彰……；就是在这舞台，那些年月听过政治报告，开过揭发大会，批判大会，斗争大会……，而现在我也正处在舞台之上。舞台是历史的见证，而历史则是人生的舞台。

　　后来大队给我买了一部三轮车，就是肢残人用的那种，前面用手摇的三轮车，不过我这辆安装有电瓶。我很快地就学会了驾驶这辆代步车了。当我驾驶着它，开着快车自由自在地“行走”时，整个舞台，整个大礼堂，整个院子，整个嘉陵新村乃至整个世界，都在围着我旋转，都在为我欢呼。这部残疾人用的三轮车，没有倒挡它只能前进；这预示着我在截瘫人生道路的舞台上，还必须硬着头皮往前闯，而没有犹豫，没有退路！

　　我沉思：只有能驾驭自己的人，才能驾驭历史，驾驭人生。他也才能够被称作为智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