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被颠起的北京吉普从坐椅上弹起，头顶猛的撞到了顶棚杆，瞬时间死去又活来地给抛出车外，仰面朝天摔到水田里，双腿挂在翻转的车上时，我除了头颈，肩背能感觉到冰冷冰冷外，大半截身子就已经瘫痪了。我望着灰暗低压的天空，模模糊糊地意识到：我这一摔，不光是我这个人，乃至我的整个人生，都从天上一下子坠入了了深渊……。

　　打从青年求学时代，在我身心就自觉不自觉地罩上了“出身卑微”的阴影。中学时光是在充满活力，无忧无虑之中渡过的。好些中学时代的同学，至今还能维持着纯洁的友谊——那纯真年代建立起来的友谊。在那些难忘的岁月里，我们在一起听课，在一起晚自习；一起在晚上熄灯铃后，聚在厕所里吹牛；一起偷了学校后面果园里的青香蕉，把它捂在被窝里直到发黑；一起在寒假里去勤工俭学，给糖果厂包装糖果；一起玩世不恭地高声唱着“大考大好耍，小考小好耍，不考不好耍”……。直到现在，我仍然记得高三班主任给我下的评语“你聪慧，善良，酷爱文艺，并有一定的涵养。办事热心，关切集体，乐观和达，富有事业上的进取精神。政治思想上经过社会主义教育，有了较大提高，划清了思想界线……文艺上你可算是”巨人“，但在政治思想上你却是”矮子“。在文艺与政治的关系上，你不自觉地走着一条错误的道路。在培养文艺才能的同时，你应该把自己的思想，从虚无缥缈中拖回到现实斗争中来，加强自我思想改造……。”打从这儿开始，客观上就给我以后的生活道路定下了基调。

　　我“出身卑微”的包袱，是缘自于我的父亲。他这位一生经商的商人，鬼使神差地在抗日战争后期，到军队后勤军需部门做了两年中校会计。也就是这段经历，他被恰当地定为了“历史反革命”，多年来一直受到监督管制。所幸的是一九五八年我考大学时侯的政治氛围还比较宽松，除了极个别的同学以外，绝大部分应届毕业生都考上了大学。但是一九五九年以后就比较严了。

　　五年的大学生活是风风火火的。刚开学不久，正逢毛泽东主席视察武汉，他老人家在武汉大学的运动场，接见了我们附近几所大学的同学们。当看见他魁伟的身躯出现在主席台上时，数以千计的同学们的心沸腾了，疯狂了。我们尽情地跳跃着，欢呼着，激动得热泪盈眶。就是那个时侯，他老人家畅游了长江，写下了著名的“水调歌头”。在后来的那些年月里，我们日以继夜地参加了“大办钢铁”运动；在那些年月里，我们又日以继夜地在汉丹铁路工地上战斗过。那年月是正逢三年自然灾害，我们是与共和国一起挺过来的。然而虽然激情，虽然奋进，却始终摆脱不了“出身卑微”的阴影。最终我以不算优异的成绩，从武汉测绘学院，响当当的天文大地测量系毕业了。

　　毕业分配来到作业大队，我和同学们一样，满怀激情地投入到了野外作业中。第一年在广西，我是以一名见习员的身份参加作业的。一开始，凭着不怕苦不怕累的精神，凭着我的认真细细致的作风，再加上我颇有功底的绘画技能，一连做出了三幅优质图幅，这在大队的历史上还从未有过。于是，在大队召开的“学习毛主席著作”心得会上，我被推荐为首席发言，讲的是“放下包袱，开动机器”，说是如何如何放下“出身卑微”的包袱，如何如何开动机器想办法，做出三幅优质图幅的。但最后局领导在总结中还是说，虽说要放下包袱，但包袱还是没能完全放下……。第二年大队要派一部份人赴云南西双版纳作业，考虑到我普通话标准语音的扎实根底，大队准备让我负责傣族语言地名的调查注记工作。年前我还随先遣小组前往昆明，做了一些打前站的工作。可是临到第二年出测时，我却被从赴西双版纳人员名单上刷下来了。原因是经市公安局审查，我不适宜去边境工作。

　　接下来就是动乱年月了。那是一段虽说是很现实，但的确也很荒诞的历史。我当然地也被卷了进去，在风浪中翻来滚去。“臭知识分子”，“臭老九”加上“出身卑微”，那是肯定要接受审查的。于是写检查，被隔离，大会小会上不停地述说，经历风风雨雨，一直延续了十年。所幸的是经历了前几年的冲击波后，我做了好些年的“消遥派”。虽说是乐得清闲，但也的的确确是“无用武之地”。

　　好不容易盼来了“动乱”的结束，国家测绘局的重要地位被重新认定。测绘工作作为国家基本建设的先行官，测绘资料作为国土资源的重要基础的概念，得到了进一步的强调，当年被解散了的测绘队伍就极待恢复了。于是，我们这些还没有被“打发”出去的“另类老九”，就被历史推到了前台，义不容辞地担起了测绘队伍的重建工作。

　　面对宽松的政治环境，面对重要的历史使命，我真的感觉到“大有用武之地”了。招工是很有政治敏感性的人事工作，当时的大队领导有意地安排了我参加，其用心良苦，我是心领神会。所以当后来面对经我妻子联系，商调函都发到局里了，要调我去某高校任教时。首先当然是出于我对测绘工作的事业心和责任感，再加上领导对我的信任，我终究做出的是留下的决定。以至于后来人们都说，我那次如果选择了离开的话，兴许就能躲过车祸的劫难，我依然不悔。接下来就是我和老陈以及同事们全身心地投入到对新招作业人员的培训，尽快地形成生产能力，组织生产实施，开展测绘科研工作。一九七九年，国家为了进一步体现对知识分子的信任，更为了进一步发挥知识分子在经济工作中的巨大作用，执行了工程师职称制，我有幸第一批获此殊荣。一九八三年大队组建新的领导班子，我应该是出任大队总工程师一职……。

　　也就是那么一摔，我的人生就从天上一下子坠入了深渊。因为我清楚，一个人的社会地位，是取决于他对社会的贡献的。一个人对社会没有了贡献，那他也就没有了社会地位。这种忧虑，在我住院抢救期间的一天夜里，曾经对当时我刚刚翻了身，正在给我做肌肤按摩的小蒋说过。当我对今后的生活表示担忧时，他回答说还有我们呢。虽然那以后所发生的一切因为各种原因，各种条件而形成我特殊的经历。但在当时，我已经清楚了，我必冷静地面对，重新审视我后生的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