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的社会地位，取决于他对社会的贡献。当他不能再为社会做出贡献时，他也就没有了社会地位。社会并不完全承认历史，它更多的只是承认现实。一九八三年的那场车祸，就陷我于这种境地。当北京吉普把我摔出车外，瞬间把我摔成截瘫人时，我的一切就都从天上坠入了深渊。

　　当“英雄”乐章的音乐逐渐消退，人来人往的慰问，探视热潮逐渐平息，只剩下陷于孤独中的我自己时，倒是给了我难得的平静。我必须冷静地思考，认真地面对和重新审视当时和以后的一切。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更清楚地意识到了我自己的地位，我常把我自己謔称为“三等公民”，其实那是最现实的写照。渐渐地交往淡了，渐渐地与人们疏远了。虽然不像常说的“众叛亲离”那么危言耸听，倒也有八九分那样的滋味。失去了人与人之间平等的尊重，自信就不那么坚定，自尊也就岌岌可危了。从一个健全人一下子变成为一个残疾人，接受这个现实的过程是很痛苦，很残酷的。人们常说后天的残疾，远比先天残疾更可怕。比如一个盲人，他从小就看不见，今生倒也习惯。而一个原本视觉正常的人，一下子失明了；那五彩缤纷的世界，突然间变成黑暗，对他来说是非常可怕的。面对这样的残酷现实，从此消沉，萎靡不振的，是弱者。面对这样的残酷现实，坚强地挣扎出来，勇敢地活下去的，是勇者。面对这样的残酷现实，还要顽强地像健全人一样地活着的，那算是智者。

　　但是失去了工作能力，连生活都不能自理的人，对社会来说是不是就是一个没有贡献的废人，他也许只是存在，而没有他的社会地位呢。其实人生在世，都是有价值的，所谓“天生我才必有用”。但对残疾人来说要做到“必有用”，是相当困难的。记得我曾经参加过一次全国残联举办的关于“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专题研讨会，应邀在会议上作了“论残疾人的价值”的专题发言。我在论文中提到：残疾人和健全人一样，都具有一个人存在的价值。残疾人虽然有他的缺陷，但作为人来说，他有他自身特有的代偿功能。比如盲人有敏锐的听力，聋哑人则更是心灵手巧；没有双手的，可以用脚写字；而没有脚的，双手的功能更超强。再加上大脑的集聚能力，这就构成了残疾人自身，和健全人一样的所谓“潜在价值”。而这种“潜在价值”要变成为对社会的贡献，则需要有一个飞跃。这个飞跃的促成，首先当然取决于残疾人本身的自强，奋发精神，还要借助于一定的环境和机遇。然而还有最重要的一条，那就是必需要得到社会的帮助。残疾人作为最弱势群体，他们要走向社会，要有所作为，离开了社会的帮助是不行的，而这也正是社会对残疾人应尽的义务。

　　要完成残疾人对社会的贡献，必需要走好两步：一是残疾人囿于环境，其求学，交流，见识等等都很困难，所以必需给他们以学习和接受教育的机会，对某些残疾人还得以“特殊教育”的方式，来帮助他们构建更高层次的“潜在价值”，提高残疾人本身的素质。二是社会还要提供和帮助，让残疾人享有与健全人等同的工作机会。借用一句国外的谚语，好像是说“你想要一个人破产，就送他一部相机吧。”我引申为“你要使一个人丧失社会地位，就剥夺他的工作权利吧。”

　　为此，也为了我自己，我曾上书全国残联，愿尽我能，投身“特殊教育”事业，帮助残疾人提高“潜在价值”，其结果是杳无音信。我又致函市残联，当时的刘秘书长倒是接受了我，所以就有了后来在全国残联举办的关于“社会主义人道主义”专题研讨会上，宣讲“论残疾人的价值”论文的机会。还参加过几次残疾人的政治专题座谈会，仅此而已。我觉得最有意义的事，还是一次在“残疾人日”，几个残疾朋友，邀约着上街作的一次宣传演出。那次演出给我最深刻的印象，就是残疾人这个弱势群体，也能通过自己的艰苦努力，走向社会，对社会做出贡献，并得到社会的认可。在我认识的残疾朋友中，也不乏佼佼者，有医生，有作家，还有企业家。他们的成功，都有经历过一番艰苦的奋斗，但他们都是得到了社会对他们有力的帮助的。

　　说来也是，就拿我来说，劫难之余，上天还给我留下了一付健全的大脑，一双基本上完好的手，原本也还能为测绘事业作点工作。但一个截瘫人要工作，至少还得安排一个人给你传递资料吧。就说讲课，还要让人把你抬进教室才行。种种不便自不用去说了，有那么多健全人不用，干嘛非得用你这个截瘫人。于是，失去了工作机会，不能为社会做出贡献，随之而来的就是没有了社会地位，“三等公民”也就当之无愧了。

　　人们常常把无法抗拒的大自然的规律强加给自己的一切，称作为命运。既然“残疾，是人们在对大自然的斗争中，做出的牺牲。”那我就是理所当然的“牺牲品”。“命”必须得“认”，那种如果怎么怎么，如果那么那么，也就不会这么这么的推测，只能是善良人们的善良愿望。我必须“心悦诚服”地接受“命运”。但我还有自己的信条“人活着就要给世界增添一点色彩。”“要嘛不活，要活就要活得好一些。”“认命不服”！身处绝境中的我，能否挣扎出来，坚定地，有意义地走完人生的历程。虽然还不至于像“置之死地而后生”那样悲壮，倒也不乏那种浓郁的气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