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我妻子是在一九六五年春认识的。一九六三年夏，我从学院毕业分配，来到当时的国家测绘总局第四地形测量队，（即现在的重庆测绘院）。六四年收测回来的冬训期间，经人介绍我们相识。“媒人”是自古以来就存在的，总有那么一些热心的、好事的中老年人，特别妇女，热衷于促成男女“派对”之事。古时侯她们的雅号叫“红娘”，现代则称“婚介所”，更有称“婚介公司”的。他们的宗旨是门当户对，像貌相当。他们之中多数是要从中获取物质利益，然而其中也不乏看重精神享受的。当然“媒婆的嘴”，这里边骗人者也有，但只要想到人世间哪里还少得了骗子，这也就不足为奇了。我们的媒人就是着重精神享受的，我们父辈旧时的生意伙伴。

　　那个时代的恋爱观和现在大不相同。那个时侯谈恋爱，目的很明确，就是为了结婚。只要双方经过交往，相互了解情投意合，便步入结婚殿堂。哪像现在，是为了恋爱而恋爱，是为了耍朋友而耍朋友。这可能也算是人类的一种进步吧。

　　相识以后，我们就进入了热恋。在家的时候我们频频约会，到野外作业后，我们是三天两头书信来往。因为我经常出差在外，这种频繁的书信往来，是伴随着我们的婚姻一直延续下去的。一九六六年，动乱年代开始的那一年，因为我们是在天气寒冷的高原作业，加上武斗动乱逐渐升级，国家要加强武器管制（由于工作性质决定，我们大队配有枪械），我们较早地就收测了。那时节动乱已经开始，社会上大有人人自危的压力，可我们还是决定在国庆节举行了婚礼。我们结婚很简单，两个人的被褥凑在一起，她们医院分配给她一间十四平方米左右的房间，里边有一张镶了一块木板的单人床、一个病房用的床头柜、一张旧写字台、一个三角洗脸架、两张方木凳。我特地从家里搬来了一面旧时带框的镜子（我酷爱镜子），一张有靠背的木椅，这就组成了我们的新房。婚礼就是在新房举行的，来宾有我大学的同学们、有她们科室的同事。时间是九月三十日晚上，只准备了一些茶水、糖果糕点之类的相待。一时间大家忘记了严峻的社会现实，热热闹闹地也算是闹了一回房。从此，我们就过上了恩爱、甜蜜的夫妻生活。第二年我们的女儿出生了，我们就步入了标准的三口之家。

　　我们是一对恩爱夫妻，她们医院的同事都称我是她们的好女婿。我们是那种不是绝对的“夫唱妻和”，也不是完全的“妻唱夫随”的夫妻。当不在一起时，我们三天两头书信往来，在一起时可以说是形影不离。每当她上中夜班时，为了让她能休息好，我总是接送她，从不让她在值班室过夜。她下乡巡回医疗时，我常会揹着女儿，去探望她。动乱年月，我做了“消遥派”，便担当起了“家庭妇男”的职务。除了做饭、洗衣、打扫卫生外，还自学了裁缝手艺，给她们做合体、时髦的服装。这种手艺我练得不错，以致截瘫后，我还开过一段时间的时装加工店。出事后大家都归咎于我们夫妻太恩爱了，说是夫妻太恩爱了是会出事的。我想恐怕上天还不至于嫉妒人间恩爱吧，这还是和“说曹操曹操就到”一样，在大多数情况下，你说“曹操”，“曹操”未到时，你并不在意。而在极少数情况下，你一说“曹操”时，“曹操”居然到了，对这种特殊情况，你的印象特别深，人们就记住了。久而久之，便形成了“说曹操曹操就到”这句惯用语。我出事前一天，为了要车曾回过一次单位，去作业区时是我妻子给我送行的。当时阳光明媚的长途汽车站，突然刮起了一股微型“龙卷风”，这也产生了事后人们说我出事是有先兆的说法。当然，我还是不以为然。

　　一九八三年的那场车祸，把我从天上摔到了地下，也把我家摔塌了。关键时刻是我妻子成了顶梁柱。在经受过“英雄”般地赞美，和探视热潮降温之后，剩下来面对残酷现实的，只有她陪伴着我。我们大队把她从她们医院借调到我身边两两年中，她以她拗强的脾气和直率的性格，寻医求药为我不停地奔波。她精心地指挥着我的护理工作，固执地要给我洗澡、擦身，早早地逼我在病床边“坐”起来，令医生护士们愕然。我知道她是多么希望我能尽快站起来。我能克服三大并发症，从死亡线上挣扎回来，我妻子当属首功。然而更重要的是她的存在给予我精神上的支持，是当时我生存的巨大动力。

　　不过感情归感情，理智归理智，冷静下来我很清楚地意识到我的现实。在伤后不久，我就明确地告诉过她：过三年我还站不起来的话，我就让她走人。在那三年中，我们依然恩爱相处，我们完全摒弃了“截瘫人”那个概念。当然，我妻子属于性情中人，有时心情不好啰嗦几句、发发牢骚什么的，我是早已习惯了的。但是有一次发生的事情，给了我很深刻的印象。那是在我伤后两年，搬到了干休所以后，春节我们兄弟姐妹回母亲家团聚。按照往年的习惯，我们餐后总要跳跳舞什么的。国标舞我是跳不成了，大家就自由自在地跳“迪司科”吧，反正是和着音乐随意地跳跃就是了。我沉醉于节奏感很强的音乐和跃动的肢体之中，猛然间看见了我的妻子，她近乎于疯狂的舞姿：她紧闭双眼、狂热地扭动着身体；我从她的形体语言中悟出，她是在企图挣扎着摆脱什么约束。

　　我的理智告诉我，夫妻相爱是应该长相厮守的，但是如果出现了感情危机，或者是遇到了天灾人祸；甚至于都不能履行夫妻义务时，则应当果断分手。与其大家痛苦地相处，倒不如互相解脱，坚持是对对方也是对自己的不公平。当然，这种友好的分手，应当是以不伤害对方，甚至于不能伤害他人为前提的。有人也曾问过我，如果我不是因公受伤，生活有人照顾的话，我会选择这条路吗。我的回答是：我虽然有了二十多年的艰难经历，我如今更会说，我的选择是正确的。

　　随着时间的推移，热心好事的“红娘”便应运而生了。这类人也可以算得上是社会发展的一种兴奋剂吧，古往今来，他们自然地履行着自己的职责，帮助着人类的繁衍和进化。在各方面的条件都日趋成熟的情况下，我们夫妻在一九八六年分手了。也不知到是什么莫名其妙的原因，我原想把我们的婚姻维持到我们结婚二十周年庆之后，但终究未能如愿。理智关算是过了，可感情关要难过得多。因为我一下子好像失去了生活里依靠、失去了艰难历程中的伴侣、失去了精神上的支柱。必竟共同恩爱相处了二十年，妻子走后我患胆囊疾病住了一次医院，事后别人说，情绪的强烈波动，是会诱发胆部疾患的。

　　冷静、友好地分手后，我们仍然是朋友。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各自又都有各自的生活，慢慢地彼此之间也就逐渐淡忘了。其实，两个人的生活道路如果不能并行，甚至于没有交叉点的话，那他们之间也只能是形同路人。说起来我们之间也是有交叉点的，那就是我们的女儿，但也仅仅是偶尔她打来电话，就她和女儿之间的龃齬（母亲与女儿之间常有的矛盾），向我发发牢骚、倾诉倾诉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