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间旧式的楼房里，我坚持居住了三年时间。忍受着上下楼的极度不便，和炎夏的蒸烤。虽说我的卧室怎么看都像是一间病房，但我终归是回到了家里，有女儿陪伴、有家的温馨。饮食起居、吃喝拉撒、能过着与健全人一样的生活。挣脱了病房的禁闭，但“空中楼阁”还是把我与社会割裂开来，至少是不能那么方便和随心所欲地融入社会。

　　脱离了“病房”，回到了家里，除了每天仍然要坚持进行康复护理治疗的各项课目外，让我感到最满意的，是能做自己想做的事。比方听听音乐、读读书报、看看电视、习习书法等等、等等。这一切，让我重新找回了一个健全人的感觉。

　　一九八八年的炎夏，来的很猛烈。我那蒸笼似的“空中楼阁”，让我招架不住了，每天送来的两大块冰砖，不到半天就溶化了。酷热对截瘫人来说，是致命的。为此，大队决定把我迁到大队部的院内，以暂时避暑。

　　我们大队部的院落，位于浮图关和鹅岭脚下，那是闹市中的一片绿地。在后来那些年，这里逐渐发展成了森林公园。一幢幢楼房背靠岩壁，依山势而修建，隐藏在树林之中，煞是凉爽。我被安排在了新楼底楼靠里边保坎的一间房间，因为那样会更凉爽一些。新楼底楼正是我们科研项目的试生产基地：“室内外综合判调室”。回到了我熟悉的工作环境、又见到了昔日并肩作战的朋友们，我的心情是悲喜交集。

　　喜的是我又回到了工作环境之中，能接触到工作的人员、能亲身感受到工作；那里有我的事业，有我为之奋斗，并为之做出牺牲的事业。那里有体现我的价值、体现我对社会的贡献、体现我生存的意义、以及我存在于社会的地位的事业。工作多么美好啊！我悲的是这一切似乎从此将与我无缘。尽管同事们、战友们安慰我、鼓励我，但我能从他们强作的笑容中，察觉到那一丝丝的凄切。

　　特别是我的挚友、我的副手老张，多年来我们心有灵犀、配合默契，他知道对我该说些什么。他只说了一句：你不在，我可脑火了。对老张来说，我是一百个放心的。在后来那些年里，老张是最关心我的人了，只要一有空，他便来陪伴我。我们谈天论地，非常投机。只可惜老张他后来患了结肠癌加上腺癌，先我离去，令我悲痛不已。那是后话了。

　　我是在一间办公室里安排我的病房的。因为环境凉爽，空调没有安装。只是用了一把电扇，加上每天从市中区运来的冰砖，倒是比住在“空中楼阁”强多了。在走廊里放了一个炉灶，就做起了临时厨房。每天下班以后，大楼就空无一人，我驾着轮椅，往返在宽大的走廊里。通过走廊西端的门洞，我可以望得很远很远：树林、嘉陵江、夕阳、远山、很远、很远。

　　只是在这次“搬家”中，发生了一次意外。为了这次搬家，大队派了一辆轻型货车，还别说，我随身需用物件（包括床架、大便凳之类），居然装了满满一车。到了大队部，从车上到我的“病房”那段路程很长。汽车停在了后门大礼堂前的广场上，可新楼还在半山腰。背我“上山”的任务，自然就落到了护理老罗身上了，因为老罗身高、手长、力气大。但一直到现在也没弄清楚，到底是什么原因，在晚上擦拭身体时，发现臀部有一处划伤。这处伤虽然不大，但位置危险。因为那是经常要受到压迫、隐蔽、密不透气的地方。这个忧患的出现，对于特别注意保护身体各部位，以防止产生褥疮的我来说，纯属意外……

　　……绒坝岔位于川藏公路甘孜县境内，那里有一座很大的喇嘛寺庙，它南面正对着的达曲河谷，有一条宽敞的通道。当年香火旺盛时，有很多南来的香客，经由那里来朝圣，据说还有国外的喇嘛，顺着这条大道前来。我们驻进寺庙时，它的香火早就已经败了，喇嘛也人去庙空，只剩下空荡荡的大殿和四处飘散的经文。巨大的菩萨塑像、和大墙上的壁画，倒是保存完好，其色彩鲜艳、神态栩栩如生。

　　寺庙里有驻军的一个营部。据营长讲：向南的通道地处甘孜、白玉、新龙三县交界，一直不很太平。早些年蒋介石叫嚣反攻大陆时，还在帕乌白姆进行过空投。这就是他们进驻的目的，同时还安排了一个排的兵力，以放牧牦牛为名，在那边执行巡逻任务。当得知我们要进山作业时，营长一再嘱咐我们要多加小心。我反倒叫他放心，说是不会有事的。营长非要把他那个排的活动区域，标记在我的地图上，并告诉我那里由一个姓王的连长在指挥。营长警惕的预感，意外地帮助了我们。

　　我们浩浩荡荡地离开了喇嘛寺庙，沿着达曲缓缓地行进。行程大约十几公里，便来到了有名的帕乌白姆。所谓帕乌白姆，其实是一个四面环山宽阔的大草坝子，其得名于草坝子中央有一块约两层楼房大小的暗红色的巨石。那光光的巨石突兀于草山、草坝之中，由其是在夕阳的辉映下，显得格外神秘。帕乌白姆乃“红色的神石”的意思。

　　面对这么好的景致，我们决定不走了，于是在河边卸下了驮子，辎重变撒满了一地。“通司”和驮工按藏民的习俗，照例对“红色的神石”进行绕行、诵经、祈祷。我也好奇地围绕它仔细看了看，发觉它可能是亿万年前的一块陨石。

　　就在我们回到河边准备安营扎寨时，从上游来了一行骑马的藏民。他们照例下马、围着“神石”绕行、诵经、祈祷后，竟径直来到了我们这里。他们围着我们的物品东瞧瞧、西看看，不时用脚踢踢，嘴里还唸叨着什么。当“通司”告诉我，他们是在说这里的东西多多地有时，我还没怎么在意。可接下来他们在草坝子对面卸鞍准备歇营时，我就警觉了，因为按时间和路程来计算，他们是应该走到绒坝岔去的。看样子真是遇到“贼娃子”（土匪）了。

　　怎么办？我一下子就想到了营长的告诫。我让大伙沉住气，因为他们作案肯定是在深夜清晨。我叫上“通司”，立刻翻身上马，直向上达火沟奔去。我们很顺利地就找到了那个巡逻排，我把紧急情况向王连长作了汇报，王连长叫我放心，一切由他来处理。我怀着忐忑的心回到了驻地，不一会，就见飞马驰来三名战士（一个战斗小组）。战斗组长简明地问了问情况，便到我们对面那边去了。我放不下心，还是让“通司”跟了过去。一会儿，战士们回来了，组长说：没事了，你们放心睡觉吧！说完便带领战士们归队了。我问“通司”究竟是怎么回事？“通司”告诉我，解放军说了：对面测绘队的东西很多，如果丢了，那要找你们负责。还有，今晚部队要巡逻，你们不要乱走，否则解放军开枪打死人不负责任。

　　尽管如此，那一晚我们还是睡不好觉。我告诉大家，为了防备意外，我们还是轮班值夜吧。按照常规，一般在这类人烟稀少的荒原作业，我们是要携带武器的。但由于动乱年代，为了避免武器流失，加剧武斗，大队的枪械都上交了。我们的值夜只能用一把斧子防身、壮胆。好在那群人在凌晨不知什么时候悄悄地走了，我们算是虚惊了一场。

　　打这以后，为了安全起见，大队经请示上级，决定给每个荒野地区作业的小组，配两名带枪的民兵。虽然年终总结时，大队对我们的表彰是：遇到土匪也没退缩。但我总觉得那次应该是纯属意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