搬进了新居，我得适应新的环境，我的生活方式、我的生活节奏都要来一个比较大的调整。

　　首先是因为房间偏小，诺大个“站立架”，除了在客厅能周转自如外，在卧室里根本转不了“身”。因此每天的站立锻炼，只好放弃了。其他的康复锻炼，虽仍然坚持，但随着我居住环境的“对外开放”，来访的朋友慢慢增多，我的户外活动也逐渐频繁，我发现我原本磐石般的“孤独”，正遭受到了一点一点地被蚕食。或许人们认为，只有一个健全人，当他全身心地投入到他的事业中时，他会感到他的时间紧迫、不够用。可我，一个截瘫人，在那以后直到现在的若干年中，居然也会有这种感觉：时间紧迫，安排不过来。

　　因此，我的被动式锻炼便逐渐简少了。再加上截瘫六年了，虽说当初我就对我的完全康复，持怀疑态度。但多多少少还存在着一丝幻想：期盼有一天能出现奇迹，老天爷能让我重新站起来。每天当我躺在床上时，我都用指甲掐我的乳头上5厘米处（那是我截瘫平面的临界位置）的皮肤，可发现它始终没有一丝丝向下移动的迹象。直到后来多少年，我才弄明白，其实截瘫人的康复过程，不是像退水那样，截瘫面逐渐下移，而是整个截瘫部位全面的逐渐恢复。由皮肤表面知觉的恢复（包括痛觉和温觉），和运动的恢复、肌肉张力的逐渐增强；只有这样截瘫人才能慢慢地康复。

　　而当时摆在我面前的严峻事实是，我首先必须竭全力以对付臀部的褥疮。这个3乘3乘3厘米的、能要截瘫人命的褥疮，再一次给我敲响了警钟。它警告我在截瘫人艰难的康复路途上，对自己身体各个部位、各个脏器的健康状况，切不可掉以轻心。要确保生存、提高生存的质量。当时，威胁截瘫人生命的三大并发症之一——褥疮成了我的拦路虎，我必须战胜它。三年的艰辛历程、三年的与其鏖战，我终于幸运地成为了胜利者。

　　在我的新居，大门始终是敞开着的，它随时欢迎朋友们来访。昔日的同窗、昔日的同事、昔日的战友、昔日的领导还有昔日的学生；他们来看望我，与我促膝谈心。我们谈天说地、谈古论今无不涉及，然而谈得更多的，还是对昔日工作的回忆：我们并肩的战斗、我们历尽的艰辛；那山、那水、那树、那人……。这样一来，我往日被束缚的思想被解放了、我的脑海又重新汹涌澎湃、我的心胸更是豁然开朗。其实搬进新居，应该算是我截瘫生活的一个转折点。前些年的日子，都是除了病房就是病房，即便是后来虽然是搬回了家，但那也不过是一个“孤岛”、一个“空中楼阁”而已。新居让我找回了与健全人一样享受生活的感觉，更让我能方便地、自然地融入社会、融入健全人的群体之中。

　　至于治疗护理方面，既然是建立起了“家庭病房”，就会有医生前来“查房”。所以看病拿药肯定没有问题，打针输液也很方便。不过我的褥疮治好后，“家庭病房”就停办了，因为我可以直接去医院看病。我的按摩师小罗，也是跟着我过来的。这下可难为他了：他每次来给我出诊，都要从市中区的东头，穿过闹市，来到市中区西端的我家。我真佩服小罗医师的竞业精神，无论是刮风下雨，他总是准时到达，而且是独来独往。直到随着年龄的增大，出于安全上的考虑，后来每次都由他的妻子陪伴他来的。

　　然而最让我心旷神怡的还是我能自由地上街。每当我坐在轮椅上，被推行在林荫之间时，我总是感慨万分。悲的是我怎么会是这个样子，大半截身子都不存在了；喜的是我至今还活着，有一付健全的大脑，和一双虽说是不算健全但还能用的双手。而今我终于挣脱了桎梏，回到了“人间”，能同健全人一样享受阳光、享受生活。

　　我们的轮椅在体育场的林间徜徉、在绿茵场上徘徊；看着那些健壮的小伙子、看着那些阳光的女孩；看着那些苍劲的老人、看着那些活泼可爱的小孩，心中不由地升起万分感慨：生活啊，你是多么地美好！然而我最喜欢去的地方，是劳动人民文化宫，因为我能方便地进出它的影剧院。文化宫大礼堂，是一个综合性的大厅，它集会场、放映、舞台演出为一体，所以它的座椅很大，通道宽敞，它还有一个很大的乐池和颇为标准的舞台。我们当年那气势磅礴的200人男声大合唱，参加市职工文艺汇演，就是在这个舞台上演出的。关键是它那宽敞的太平门，是斜道而不是台阶。每次我去看电影时，由于太平门是机械化统一开关，工作人员则要一下子开启所有的太平门，那架式好像是在迎接贵宾似的隆重。

　　不过好景不长，几年过后，文化宫决定改造大礼堂。我当时就有一种预感：这无障碍通道将会被改造掉。为此，我特地致信文化宫领导，请求至少保留一条无障碍通道。无奈人微言轻，从此我就与文化宫大礼堂的演出，彻底绝缘了。

　　然而总而言之，公元一九八九年我搬家到了新居，跨过了我截瘫人生道路上的一个有历史意义的转折点，开始了一种新的生活。太阳每天都是新的，我沐浴着阳光，行进在美好生活的大道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