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双腿倒挂在翻倒的吉普车车门上，肩背浸泡在稻田冰冷的水里，天空是灰暗的，铅黑色的云层布满了天空，浓浓地、低低地压着大地，上午还能透出的缕缕阳光，早已被吞没。我试图动了动身体：头脑是清醒的但头顶异常疼痛，脖子软软的，双臂和手都还能活动。胸，腰，臀，腿则完全失去了知觉，好像不存在了似的，又好像是沉甸甸的。我清醒，平静地躺在那里，回想起来我当时竟然那样惊人地冷静，知道我瘫痪了。司机在我四周淌来淌去的，不知道是在寻找什么呢，还是在呼救什么的。闻讯赶来的农民聚集在公路上，几个热心的胆大的农民下到了田里，七手八脚地把先把小周抬上了公路，因为无论是当时还是事后，大家都认为，小周痛苦的表情表明他的伤势比我严重，所以先要救他。而我平静的躺在那里，既没有呻吟，连面色都没改变，所以把我排到其次。当人们来救我时，我知道是不能随意搬动我的。我让一个人托着我的头部，其他的人在我前，后，左，右抓着我的衣裤，我让大家小心地、平稳的像抬担架似的把我抬到了公路上。

　　接着来了一位乡村医生，他做了一件他这一辈子兴许都要后悔的事：在我还来不及反对的情况下，他猛地把我扶起来坐着，他居然不知道抢救伤员的首要，是固定和保护颈部，我的头一下子就耷拉下来了。后来人们都怪罪那位医生，说是他造成我脊髓受损的。其实我心里很明白，在这之前我已经瘫痪了。就在翻车之际，我的身体被颠动的车座抛起时，头顶狠狠地被撞到了车顶棚杆的那一瞬间，我的脊髓就受损了。不过有医学知识的人都应该知道，在车祸现场抢救伤员时，首先是要保护好的是他的颈椎，要固定颈部，不能让它随意活动。

　　我靠坐在公路上，才五月的天气，湿透了的衣服贴在身上应该是相当冷的，可是我没有一点感觉。我平静地问明了情况：司机没有问题一点也没有受伤，小周大概胸部受了伤，还可能伤及肋骨。我让司机把撒在田里的资料和器材捞上来，这时县医院的救护车来了。大家又七手八脚地、小心翼翼地把我抬上了救护车，护士很专业地在我的颈部垫了一件我不记得了的什么东西，司机则很平稳但又很迅速的开往县城。

　　在县医院里，同事们的表情都很严峻，其实我的心倒还坦然。所发生的一切就好像做了一场梦似的，早上还活脱健壮的一个人，好似鬼使神游一般，忽悠悠的怎么又飘向灿烂的天空，忽然间又摔向了一片黑暗。沉重的黑暗猛然倾泻下来，压得我透不过气来，我在黑暗中挣扎、浮游、浮游……我只感觉到我的昂起的头和划动着的双手，而浸泡在黑暗之中的是什么都没有、什么也没有……这个梦我一直做了二十几年。而在这二十几年中，在所有的梦里，我都是以健全人的身姿出现（完全没能接受现实），这也算是典型的“做梦也想不到的事”。

　　县医院的医生一见我的状况，就知道伤情的严重，在给我脱衣裤时，我记得还是用剪刀剪开来的。检查我的全身上下，没有发现一处外伤，只是头顶有一血肿（伤及颈椎、颈髓时，头顶与车顶硼杆撞击所致）。也不知到是护士还是同事们轻手轻脚地为我擦洗了身子，不记得是不是又穿上了干净的衣裤，好像又没有穿什么，就赤裸裸地被被子捂着。

　　老张他们心情沉重的安慰着我：你放心地去住院，试生产的事你就不用操心了。我说：没事的。的确，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当时我冷静得真是不可思议；试生产交给老张他们，我是一百个放心，至于我自己，我觉得就像是患头疼脑热似的，去住几天医院也罢，谁知这一步跨出去就再也回不了头，那场梦魇一直延续到今天。

　　告别了同事们，担架把我抬上了救护车，年青的朋友们小心的围护着我，救护车一路呼叫着，把我送往市中区。大约傍晚六点钟左右，我被送到了市外科医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