颈髓损伤是一种死亡率极高的伤残，它可以瞬间置人于死地。即便是当时不死，就是在条件相当好的医院里救治，也难逃三大并发症的险关：即泌尿系统感染，呼吸系统感染和褥疮感染。所以虽然我及时顺利地来到了医院，可还是命悬生死线。大队领导向医院提出了“不惜一切代价挽救伤员”的要求，整个外科医院的骨科病房就忙开了。同事们小心翼翼地把我楼上楼下、抬来抬去地去进行检查、化验。当时的外科医院条件很差，没有电梯，黑暗的木楼梯走起来还“嘎吱、嘎吱”作响。四个小伙子稳稳地抬着我的担架，上下楼梯时还特别注意到要放低我的头、抬高我的脚。我记忆中印象最深的就是拍颈椎X光片，为了摆正位置准确地拍摄，几个人死劲扳着我的头和肩，亮出颈部，我真担心没受伤都会给扳伤。哪像现在有CT，有核磁共振，病人轻轻松松地就能准确地接受检查。

　　检查的结果是：我的颈椎既没有骨折，又没有错位，也没有压缩；我的脊髓既没有横断，又没有受到挤压，更没有异物刺入。那我事实上的高位截瘫又是怎么样造成的呢？经过专家们的多方论证，再就是面对高位截瘫的现实，根据我截瘫平面位置来推断，结论是“颈七胸一椎挥鞭式损伤”。所谓“挥鞭式损伤”，就是好像马车车夫在驱赶马的时候，令皮鞭发出“啪，啪”声的那种鞭杆瞬间挥动又复原的状况，脊柱一下子错位又复位，造成脊髓损伤，形成高位截瘫。由于没有手术指诊，手术派和保守派展开了激烈的斗争，手术派主张打开颈椎探查，以减轻或消除影响脊髓的因素。而保守派则认为应当以保存伤员的生命为主。最终大队领导和医生们选择了保守治疗方案。

　　一场生与死的较量正在紧张地进行。为了牵引颈椎，在我的头顶钻了三个洞，抓上铁爪，经由滑轮负以重物，以拉伸颈椎。其实后来我想，当时什么手术不手术也好，牵引不牵引也好，都是无济于事的，反正高位截瘫已是事实，关键是怎么保住命的问题。接下来就是整天整天地输液，注射，服药；整天整天地躺在病床上，吃，喝，拉，撒全在病床上；自己不能动弹，却又要经常翻身；为此大队从野外作业第一线抽调回三名作业员，每天三班倒有功轮流护理我。为了防止褥疮，每次翻身后，他们都要用手掌的大鱼际抹上酒精，轻揉我先前受过压的部位，直到红肿消散。由于大小便失禁，他们还得随时清理污染。回忆那段时间，我好象什么都没想。只盼着象医生们说的那样，如果仅仅是脊髓昏迷，一周不“醒”看三周；三周不“醒”看三月……，结果是这梦一直做到现在。

　　褥疮是随时地警惕着地，为了防止尿路感染殃及肾脏，造成肾衰竭，还得随时导尿。想要避免呼吸系统感染，就要预防感冒，说到感冒，我倒是真有些害怕，其原因倒不是怕肺部感染，而是怕胸肌无力有痰咳不出来，因为我的咽部非常敏感，我最怕的就是吸痰。一听见其他病床使用吸痰器时的尖叫声，我就感到恶心。所幸我还没有肺部感染，我想这应该是得益于我酷爱运动，再加上长期野外工作，练就的一付好身板的缘故。我之所以能从死亡线上挣扎回来，健壮的体魄给我提供了坚强的保证。

　　进入六月，天气渐渐热起来了。由于植物神经受损，没有排汗功能，全身无汗体温得不到调节，气温一高，体温就上升，只觉得心里火燎燎的，于是大队在我的病房里装了空调。那些日子是怎么熬过来的哟，没有白天和黑夜，只有不停地治疗，翻身，自己不停地给自己打气：一定要挺过去……。

　　……那还是在一九六六年的川西高原，我带着一名藏族“通司”向一座海拔5300米的高峰挺进。马骑到半山腰就再也不能骑了，因为整个山坡都覆盖着大块大块的页岩片石，我们只好下马徒步攀登。但是由于山体太大，我们只能是在半山腰瞄准峰顶，选择好登山路线向上爬行。当我们气喘吁吁地登上山顶时，才发现偏离了我们在山腰瞄准的方向，登错了山顶，而真正的峰顶距离我们还有200来米。而这200米的距离算起来虽然不算远，但那可是一线岩石狰狞陡峭的山脊，两边都是万丈深渊。怎么办？下山去再重新爬？时间不允许。我咬咬牙对“通司”说：我们顺着山脊爬过去吧！虽然“通司”有些害怕，但那已是背水一战的时刻，别无他法。我们花了约两个小时在悬崖绝壁上攀缘，手磨破了，鞋戳穿了；虽然气温是在零度左右，可是我们却浑身冒汗（说不上倒底是冷汗还是热汗）。途中休息时，我们“靠坐”在尖刺的岩石上，四周没有一点依托，有的只是尖厉狰狞的岩石、呼呼刮着的雪风、两边却陡峭的万丈深渊，“通司”差一点儿都要哭出来了。那时刻我知道我必须挺住，否则我们都得完蛋，真是命悬一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