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一九八三年秋天，我离开了外科医院；算是暂时脱离了死神。在这之前，大队也曾派人到其他省市联系过，可我始终没下决心“走出去”。一来是我这个人特别不愿意麻烦别人。你想，一个高位截瘫人，行动极为不变，动辄就要别人抬上抬下。穿衣吃饭，拉屎拉尿都得靠人“伺候”。再加上大小便失禁，既要防止褥疮，又要预防感冒避免呼吸道感染，还要不断地活动下肢进行康复锻练；凡此种种，就是住在医院都够麻烦的了，更何况要去外地。二来是我听信了这么一条：即脊髓损伤如果是脊髓昏迷，那么等到它“醒”来时，也就康复了。如果是脊髓严重损伤甚至脊髓横断，那是无法康复的。至于因为损伤的程度轻重不一，也只能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得力的护理保证的前提下，有可能康复的，自然就康复了。一句话，就是脊髓损伤除了在事故发生的当时，为了抢救生命而做手术外，是没有办法治疗的（它能好就好，不能好怎么治也不能好）。而保证保高位截瘫人生存和康复的首要条件是护理：要避免三大感染，要保持肢体的主动活力和被动活力，还要尽力维护身体各部位，各器官的正常运转状态，尽力延缓不可避免的衰竭。更重要的是高位截瘫人一定要始终保持良好的心态：冷静地正视，坦然地面对，积极地生存；不悲不戚，不急不躁，不怨天尤人，认命而不服！——这一切其实是我经过23年的崎岖坎坷才悟出来的。

　　高位截瘫人虽然脱离了死亡的威胁出了医院，但死神却随时与他相伴，所以医生们私下说我活不过五年。对这种说法我不愿苟同，我始终觉得这一切像一场梦：怎么是这样？怎么又会是这样……。虽然理智上很清楚，今生大概是站不起来了，但感情上却始终盼望着有一天会出现奇迹。直到现在凡是见过我的人，都没法把我和高位截瘫人联系起来。我坐着轮椅“行走”在大街上，人们都会投以疑惑的目光：这人好端端地，为什么要坐在轮椅上？记得有一年，一位热心的朋友介绍我去医学院见一位所谓“怪才”的教授，这位“怪才”教授仔细观察和询问了我半天，最后说了这么一句“我始终模模糊糊地觉得，你不像是高位截瘫……”。我去过军队医大的野战外科研究所，做了“体表诱发电位检测”，结论还是“脊髓颈7胸1段不完全损伤”。也就是这个要命的“不完全损伤”，“不要命”地缠着我这么多年。

　　出了医院住哪里？这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我的家是暂时回不去了，因为它位于一幢老式砖柱夹壁墙楼房的顶层，为了节省空间，陡峭狭窄的木楼梯建在黑暗的墙角。由于有些年月了，走起来摇摇晃晃，吱嘎直响，健全人上下都很困难，更何况我。于是大队把我安排在单位大礼堂舞台一侧；一间既作化妆室又兼作候演室的小屋里，舞台的另一侧则是广播室兼电工房。早年常开的职工大会当时已经不太时兴了，安静宽敞的大礼堂倒也是我养病和活动的好地方。

　　出了医院怎么样生活？为此我想了很多办法。截瘫人只能睡硬板床，我就在大队为我购置的标准病房用铁床上，铺上两块木板（其中一块可随床摇起，让我很舒服地斜躺着）。病床只有90厘米，为了方便我翻身，不至于摔下床来，我把床板加寛到1米1.直接睡硬板又怕压出褥疮，铺棉褥子又怕大小便污染后不便清理，我就铺以塑料海绵，既透气又方便清洗。最主要的还是我设计的床架，那是我生活的重要伴侣。床架上吊了很多横杠：有的是供我翻身用的，有的是供我上下床用的，有的是供我上下大便凳用的，早期还有供我靠双手拉力作仰卧起坐用的。说句玩笑话，这床架可是我的专利。即便是生病住院，我也必须把它捆绑在医院的病床上。为了康复锻炼，我设计了一个像双杠似的站立架。我由一端进入，坐在坐板上，膝盖被木板抵住，小腿捆死，我双手扶住左右双杠，用力一拉便可以“站立”起来，再把两臂架在双杠上，可维持30-40分钟的“站立”。而这一切只需要一个人的帮助我就能完成。这些设备一直陪伴着我，直到现在。

　　万事具备，高位截瘫人的生活就要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