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些日子里，领导和朋友们没少为我的“康复治疗”四处寻医。我记忆中印象最深的，莫过于那位专治跌打损伤，“接骨逗损”的民间武医卢医师了。卢医师身材魁梧，据说他们这类医师颇通武术，闲暇时还要练练武功什么的。他带领的两位徒弟，比他的身材还高大，左右一站，很像是两名保镖。卢医师小有名气，请他上门出诊，还很不容易，每次大队都要派一辆小车，去把他们接来。

　　“康复治疗”是在晚七八点钟进行。我俯卧在床上，去掉枕头下巴顶住床面。治疗的方式是卢医师站在我的背上，沿着脊柱用双脚来回踩。回想起来倒有些像现在按摩房里的泰式按摩。我床架上的两根杠子，正好作为扶手，以供卢医师维持身体平衡之用。好家伙，足足二百多斤的体重，通过两只脚压在我的脊柱上，从尾椎开始慢慢地移动，一直踩到颈椎。躯干没有感觉倒无所谓，踩到颈椎就难受了。你想一想，二百多斤的重量压在脖颈上，直叫人透不过气来，每次我都担心会不会把颈椎踩断。但是为了“康复”，我无论如何也得咬牙承受。当时我想，颈椎骨的强度还是够高的了，为什么我在车里那么一颠，受到那么强有力颈椎保护的脊髓，就轻易地受损了呢。怪只怪当时还不时兴安全带，我又光顾着和后排的小周说话去了，没来得及抓住坐位前的把手杠；在完全没有自我保护意识的情况下，灾难突然降临。就像是在很多影视片里见到的一样，特工们出奇不意地，一下子就扭断对方的脖颈似的。可恶的“挥鞭式脊髓损伤”，真乃天意也！

　　“治疗”了一段时间，没见什么效果，也就停止了。这些年听小罗讲，卢医师的晚年境况也不太好，好像是患了老年痴呆症什么的。卢医师虽然没有治好我的病，但他医治跌打损伤，还是很有口碑的，他的手艺传给了他的女儿。这期间还请过一位气功师，这是我的妻妹夫找来的。他的功夫有点神奇，他把手放在你头顶上方发功，一会儿便有蒸气从头顶升起。关键是做来做去我没有感觉到什么，既然我“心不诚”，那肯定就“则不灵”，所以做了几次，也就草草收兵了。我是很崇尚中医的治疗的，至今我的用药一般都是首选中药，特别是对于伴随着截瘫人的心血管疾患之类，能不用西药的尽量不用（关键还是为了保护肾脏）；但我更信服西医的诊断，它能迅速准确地找出病因。像小罗医师那样，有人体解剖学的知识，熟悉经络穴位的分布，能知晓病理知识；再运用中医方法进行治疗，肯定能有成效。

　　“康复治疗”的历程还任重道远……

　　……回忆中的回忆）那还是在一九六六年的川西高原，我们作业小组离开红原县城，自西向东地进行作业。当时的小组是由两名作业技术员和两名作业技工组成，从安全的角度出发，配备了两枝美式卡宾枪。基于工作的需要，还配备了一名“通司”（藏族翻译）和两名藏族驮工（管理牲口），共计七匹马五头牦牛。人要骑在马上，牦牛则用来驮运我们的辎重（测绘工具，行李，帐篷，大量的食品，炊具等等。大队人马浩浩荡荡地走走停停，经过了一个多月的作业，来到了黑水县。从茫茫草地来到山势陡峭树木林立的大森林，真是别有一番风味。作业结束了，中队派了一辆苏式嘎斯63车来接我们。但是问题来了，人和辎重可以由车运走，可牲口不行。于是三名作业人员，仪器和大部分辎重随车走了，剩下我带领着藏民，驾着马牛一路跋涉回家。

　　高原的马和牦牛很特别，草地上尽是大片大片的沼泽。马呢，它有灵敏的嗅觉，能嗅出陷人的沼泽，所以它能驮着人，踏着坚实的草甸，安全地通行。而牦牛呢，它们看起来粗野笨拙，一味地驮着沉重驮子不管深浅地横冲直撞。陷进了沼泽它不怕，它的大肚子能确保它不会下沉。它鼓足了劲，拼命一挣扎，就能脱离“陷阱”。

　　这一路有一段是红军当年长征走过的路。我路过了“巴西”会议的遗址，但没有进去看。因为多年的测绘工作，走南闯北，什么青山秀水，什么名胜古迹都司空见惯，所以大多不感兴趣。记得路经一处小山口；其实草原是很平坦的，这里也只不过是越过一个地形起伏的路口而已。路口边有一棵大树，据藏族老乡说，当年毛泽东曾经在大树下露宿过，看看天色也差不多了，我们也就在大树下安营扎寨。我看了一下四周的情况：草地是很潮湿的，这里地势比较高，所以比较乾燥，也便于观察四周，大树既能遮挡风雨，又能有所依靠，能给人以踏实安全感。那一夜，我们在帐篷外点起了篝火，支起了奶茶锅，藏族男女和我们席地围坐，喝茶唱歌，直到深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