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子从莲子生意挣得的五万多元中抽出三万元寄给了王家坪，另又给奶奶寄去了一万元。谷子心想乡亲们一年到头辛苦劳作也挣不回一千八百，这莲子本来就是他们的劳动成果，收入的大头应该返还给他们。

　　要说农民辛苦那是一点不假，要说农民收入太少也是一点不假，勤劳本份的中国农民任劳任怨地为国家建设默默付出。当然年轻一代的中国农民也开始觉醒，开始追求城市青年的生活方式，渴望摆脱贫穷和无知。正是在一种物质和精神唤醒下，1982年中国出现了第一次民工潮，近10万民工涌入了深圳这个经济开发特区。

　　来广州快一年了，谷子一直没去深圳看看，起初是因生意刚开始，后来却因边防证难办，但谷子却一直留意深圳的发展。一百多家建筑公司，2万多工程兵，10多万民工，可以想象深圳将来会是什么样子，倾全国之力建设一个新城市，即使再小的渔村也将会成为国际都市，发展空间讲比广州大得多。

　　但自己在深圳这个舞台能做什么，谷子却一直没有答案。做熟悉的，自己只懂医药，可前期审核还没一点眉目，而且把药厂办在广州更有人脉，没必要去深圳，除这外自己还能做点什么呢，谷子经常在心里这样问自己。

　　人怕出名猪怕壮，虽说谷子不是什么大人物，但攀上了王老头那样的任务，谷子的一举一动也是引人注目的，谷子明白这点，所以为人处世一向比较低调，但任由她再怎么低调，有些烦事烦人也会找上门来。居委会，街道办还好应付，无非是一些小事，不至于让人头疼，但对于税务局什么的却难于应付。那是税务部门采用分片包干模式，为了少缴税，业主们只得拉拢腐蚀负责的税务员，吃顿饭是小意思，过年过节送利息才是大出血。谷子不谙世事，也是内心反感那样做，对负责的税务员历来是公事公办，何曾想过自己早被人家当作大户盯上，只因惧怕靠山才幸免刁难。

　　但人不可能没有短处。这笔莲子生意多采用现金支付方式交易，而且是自加工，利润大多返回给了王家坪，谷子就决定财务报表上不反映这笔账。就是这一念之差，给了税务员显示权力的机会。好在谷子自我安慰能力强，“没办法，谁叫咱们平时不烧香呢，罚就罚吧，不就是五万吗。”尽管谷子这样安慰自己，也吩咐会计照数交了罚金，但心里还是有些气愤。

　　也就在这时，一个在王老头身边工作的人物来了广州，并去深圳考察。正好，陪他一起去走走，一则散心，二则实地看看深圳。

　　谷子对高楼大厦没有什么兴趣，对工厂生产也没什么兴趣，对各种各样的汇报更没什么兴趣，倒是那些外来人员的枯燥生活让谷子心动。老板、官员可以进那些桑拿什么的场合打发无聊时间，一般工作人员，尤其是农民工，哪里敢去消费？有什么办法让他们也能打发寂寞呢？谷子带着这些疑问仔细考察。

　　谷子在深圳转悠了一个礼拜，不仅身体有些疲倦，思想负担也愈发加重，看到深圳的发展速度，却找不到自己的发展机会，内心无比焦虑，回来后根本无心打点门面，原本压抑在内心的自我不满似乎随时就要爆发出来，整个人象要炸裂一般。好在谷子懂得自我调节，把自鸣得意融于美酒，把自我欣赏化作梦中欢笑，把今天和昨天连成明天的灿烂。欢笑，忧伤，迷茫，但不管怎样，生活得继续，为钱，为名，为理想，不管为了什么，车到山前必有路，船到桥头必然直，放松吧，何必难为自己呢。

　　话虽这么说，即使寻欢作乐时，谷子心里依然忘不了外来人员的寂寞与苦闷，谈话间也会是不是提及此时，希望友人能指点迷津。

　　其实，谷子并不是完全没有发展意向，凭直觉她已经认定给外来工提供大众化娱乐是有市场的，只是苦于找不到提供什么形式的娱乐。按理说，老婆孩子热炕头，外来工最大的苦恼肯定是思念之苦，思念至极便会转化成生理渴望。但要提供满足他们七情六欲的场合眼下又是违法的，如果没有执法部门强势人员做后盾，那是一天也办不下去的:即使有人做保护伞，说不准哪天就会栽进去，不行，这种违法的事搞不得。喝点小酒，吼上几句，发泄一下心中郁闷，就像街面上已有的卡拉OK，是一种娱乐方式，但如果上不了档次，不能吸引老板经理，想赚钱是不大可能的，这种生意不是针对外来工的。谷子也是孤身一人在外闯荡，对外来工的苦恼有一定体会。

　　谷子在神魂飘荡中渡过了十来日，总算走出了女人与生俱来的的低潮期。凡事没有谋定只得按兵不动，想赚钱那就得找到赚钱的种子，眼下没找到更好的机会那就专心做好眼下的事情，谷子这样安定自己，倒也觉得合情合理。

　　先放放也好，至少可以多积累一些理性成分，少一些情绪化干扰。